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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張偉:中華文化符號的文學書寫

來源:內蒙古文藝微信公眾號 發布:學會學術部 發布日期:2023-12-08 閱讀:640

編者按:

為認真貫徹落實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指示精神,推動“北疆文化”建設見行見效,內蒙古文聯舉辦了“北疆文藝論壇”,組織區內外文藝理論家、評論家圍繞“北疆文化”與內蒙古文藝開展學理性研究和闡釋,力求為各藝術門類創作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本期推送《中華文化符號的文學書寫——以長城、黃河為例》

中華文化符號的文學書寫

——以長城、黃河為例

張  偉

包頭師范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在北方,如果舉出兩種中華文化符號,我想,長城、黃河都是備選項。這兩種意象的文學書寫,汗牛充棟,梳理、闡發、弘揚之,也就有了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

長城的多種面相,在文學中能夠得到更充分的表現。一方面,長城在今天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最為著名的中國象征之一,八達嶺長城上各國游客游人如織,便是明證。另一方面,對于國人來說,長城還與一個悲慘的傳奇故事密不可分,這就是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影響廣泛而深遠。我們今天講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這個故事,就是人民立場,控訴勞役、徭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我愿意把長城這個軍事防御工程與漢人的民居建筑四合院聯系起來看,它們的共同點是封閉、閉鎖,進而可以與民族心理聯系起來。美國人散布“中國威脅論”,我們可以用歷史來回答它,讓歷史告訴未來,中華民族確實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擊型的。這樣的解釋,是順理成章的,一點都不牽強。

歷史講究考據,文學是虛構的產物,因此,治歷史者會輕視文學。其實,文學的真實通常稱藝術真實,它與歷史真實的關系,很復雜,并不能簡單地分高下。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探討過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文學與歷史的區別在于,“一個描寫已發生的事,另一個描寫可能發生的事。因此,文學比歷史更具有哲學性,意義更重大。”文學“所描寫的事情帶有普遍性”,而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以長城為背景,且戰且和,有時打打殺殺(戰爭),有時吹吹打打(和親),后人以文學的觀照方式,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筆墨。大家熟悉的,比如,《霍元甲》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比如毛澤東的詩句,“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勝枚舉。

長城之為意象,意涵豐富。有時作為橫亙北方的壯美景觀,表現自然之美。杜甫有一首《登高》寫到,“崔嵬極天壘,登遠望京華。”長城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它的巍峨令人望而卻步,又讓人無限景仰。有時作為綿延萬里的屏障,表現出強大的軍事防御功能。對長城的描寫,常常與戰爭的描寫相結合。如岑參有一首也叫《登高》,“長城屹然湮古事,英魂歸去漢襟咽。”有時作為邊關文化符號,更多文化意蘊,融入了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民族的力量和成就,反映國家和民族自信的精神風貌。

長城不僅作為意象出現在抒情詩里,也出現在敘事類的作品里。胡刃的長篇小說《長城謠》,對長城做出了深刻的思考。這部小說是寫漢朝與匈奴之間的關系的,為什么取名《長城謠》呢?主人公活動的宏大背景,是漢武帝時期云譎波詭的漢匈關系,刀光劍影,明爭暗斗,和親與廝殺兩條線索穿梭、交叉,演繹出一幕幕煞是好看的劇目。小說描繪出復雜多變的北方民族關系,有戰有和,有分有合,交融與沖突并存。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同臺表演,天衣無縫,渾然一體。

胡刃忠于史實,能夠以現代意識透視歷史,作品體現出正確的歷史觀。這尤其表現在他對長城的客觀評價上。書名為《長城謠》,“長城”的修筑、修繕,無疑是重頭戲。話分兩頭說,如果是抒情詩,把“長城”當作意象、當做文化符號來抒寫,賦予它一些象征意義,本也無可厚非。長篇歷史小說,作為敘事類文體的典型代表,認定長城就是戰爭的產物,就是民族沖突的產物,就是一個軍事防御工事,還其本來面目,這樣的去魅,是非常有價值的。作品借人物金日磾之口,宣達一個理念——長城能擋住匈奴地上的鐵騎,和親可擋住匈奴心中的鐵騎,對長城的作用,做出了合乎實際的評價,同時也申揚了民族團結的主題,難能可貴。這對于今天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鏡鑒意義。休屠王閼氏雖是匈奴人,卻深諳中原文化。說話時引用《詩經》里的句子,教弄兒背誦《中庸》,還告誡金日磾以《孫子兵法》進諫。受母親影響,金日磾也對中原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知行合一,身體力行,他簡直就是儒家推崇的“五常”仁義禮智信的化身。

反對戰爭,呼喚和平,像音樂作品的主旋律,撞響黃鐘大呂,貫穿作品始終。作者旗幟鮮明地頌揚和親政策,及其所帶來的邊境穩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和平則國富民安,戰爭則生靈涂炭。在漢匈關系上,有三種選擇,即打仗、招降、和親,和親的為上策。主父偃以平民的身份上書皇帝,表達反戰思想,申明和親才是江山永固的良策?!堕L城謠》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以文學的方式重估長城,引人思索。

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的文學鏡像,成為北方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的重要原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兩句詩,十個字,蒼茫、寥廓、壯麗,“大漠”與“長河”對舉,出現在同一取景框里,撞擊出一種磅礴的氣勢。

中國古典文學以抒情文學為正宗,抒情短詩、精美短文,占據了中國文學的絕大部分版圖。“黃河”多以意象出現在詩文中。“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字眼兒淺白而境界廓大,黃口小兒皆得朗朗上口。“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這是我們內蒙古人讀來倍感親切的詩句,邊塞雄風呼嘯而來。在古代漢語語境中,單提一個“河”字,那就是黃河,“舍我其誰?”非它莫屬。由此可見,“黃河”之為文化符號,影響之大,滲透之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如果編一部歌詠黃河的詩文集,那一定得是多卷本的,積存宏富,包羅甚廣。

盡管如此,文化普及的工作,還有缺位。有一個段子,說有個歌舞團,到達拉特旗演出,《黃河大合唱》是主打節目。演員朗誦:“朋友,你見過黃河嗎?”達旗老鄉在臺下齊聲回答:“見過,額們家就住在黃河邊上。”雖說是開玩笑,也表明,老鄉還分不清地理意義上的“黃河”與文化意義上的“黃河”。讓作為文學鏡像的“黃河”走向民間,走向大眾,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四白話文運動,把文學從“之乎者也”中解放出來,從佶屈聱牙的古奧中解放出來,文學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大釋放,反映生活的深廣度、復雜度都大幅度地提升了。這時,以小說為代表的敘事文學,取代抒情文學躍居主導地位。黃河,也從詩意象,變成了敘述事象。

這里,我僅舉幾部代表性的作品,略作闡釋。李準的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就是一部具有史詩性的作品。1938年日本侵略軍進入我中原腹地,潰退南逃的國民黨軍隊貪生怕死,采取了滅絕人性的“以水代軍”的辦法,扒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省四十四縣,給中原大地帶來了一場滅頂之災。小說以此災難事件為背景,描寫了黃河兩岸人民在這場大災難、大遷徙中的悲歡離合和頑強斗爭。歷史場面驚心動魄,民族性格堅韌不拔,民族精神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后來劉震云又寫了《溫故1942》(馮小剛搬上銀幕,去掉“溫故”二字,電影就叫《1942》),寫1942年黃泛區的旱災,三千萬災民的饑餓記憶。也屬于苦難敘事、災難敘事,謳歌中華民族苦難興邦的斗志。

張承志的《北方的河》,是一首雄渾的大河之歌。黃河母親,是約定俗成的公共象征,張承志卻直呼黃河為父親,這固然有文學陌生化的審美考量,更屬意于凸顯雄性的陽剛和力度。在這里,黃河已不再是一條挾帶黃沙的河流,其意義已超越本身的自然屬性,顯然,作家是把黃河作為一個抽象化的父親來崇拜的。

現在,內蒙古自治區提出建設“北疆文化”,作為內蒙古地域文化標識的大概念,統攝幅員遼闊、豐富多彩的諸多文化元素,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文化的命名,有的抓住自然地理特征,如草原、大漠,有的從方位上命名,如朔方、漠南、北疆,帶個方位詞。我們這里,通常表述為“游牧農耕交錯地帶”、“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都可以納入到“北疆文化”里來。交往交流交融,且戰且和,異質文化的相互滲透,形成文化的新質,推陳出新,推動著中華文明的進步。這些都將成為我們今天進行文化建設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

黃河流經內蒙古這一段,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文學表現,我們呼喚,盡早有史詩性的大作品問世。研究與創作齊頭并進,我們也要更加自覺地加強對黃河文學鏡像的研究。特別是在文化旅游產業開發中,或者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表現貧弱,或者干脆付之闕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黃河的文學鏡像,不能像蛋糕上的酥皮一樣,只作為景點的點綴,而應該視之為文化靈魂,全方位、多渠道、立體式地植入文旅系統中。不僅有文字的,還要有影像的;不僅有靜態的,還要有動態的;不僅有平面的(如繪畫),還要有立體的(如雕塑),等等。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面規劃,多學科協同,大手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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