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視野

田野中的“譜系”與“源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規劃評獎部 發布日期:2024-01-11 閱讀:315

胡偉

近年來,高校社會學專業培養日益重視實踐教學環節。2023年7月,筆者和眾多師生一起深入山東省曲阜市開展田野調查,積累了不少關于調查研究和實踐教學的方法感悟,與學界同仁交流共享。

飲水思源 身臨其境

當聽農民講吃水困難的問題時,有的同學不會追問其細節,因為他們很難想象夏天最熱的三伏時節,每天用不上自來水是什么感受。而當地人看到研究者似乎無動于衷,便失去了講述的熱情。其實用水困難問題涉及很多復雜的因素,如村莊的地勢和水管的失修導致水壓不足。但水管為何失修,后來為何又修好了?老百姓為何對修好水管的新任村支書贊不絕口?這些故事若不追問便難以呈現。筆者老家的村子曾每年夏天斷水一個月,此時聽到訪談對象的講述,筆者同情心起,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對方見狀便講下去了。

這個例子折射出行動者對研究者理解能力的反向考察。物理空間中研究者的身體在場,并不能自動開啟行動者生活世界的大門。行動者會將研究者的身體特征作為“符號”進行一番解讀,據此推斷研究者與自己在何種程度、哪些方面是“類似的人”,進而根據這種相似性選擇其講述的內容。正如費孝通先生說的“我看人看我”,行動者試圖在研究者身上尋找另一個“自我”。

研究者必須調用與行動者類似的身體感受,證明自己真正理解行動者并讓其知曉,才能真正開啟雙向的“共情”,進而將調研現場從單純的物理空間升格為社會—心理性的“情境”,才算最終跨入了生活世界的門檻。從現象學社會學的角度看,以共同在場的身體為媒介,主體之間實現了經驗以及意義的交互,可以打破每個主體內部“自我指涉”的封閉循環,實現真正的相互理解。

源流一體 譜系交融

“文化空間”是這次調研的重點,傳統的社會學分析思路是直接從現實的物理空間、事物、活動等“空間現象”中提煉出社會連帶、社會結構、權力—利益格局等“空間本質”。然而,當地人生活的空間處在流變當中,導致“暫留”當地的研究者無法感知過去的空間現象?,F象學社會學強調“空間現象”和“空間本質”之間還隔著“空間象征”,首先由長期在此生活的當地人對空間現象進行詮釋,然后由研究者對詮釋中使用的各種象征符號進行意向性分析,最終找到其“指向”的學理上的空間本質。比如,在一位阿姨對婚喪嫁娶儀式這種空間現象作的詮釋中,當地人固定邀請某些人擔任主持的原因是他們“靠譜”。“靠譜”者以基層干部和村中長輩居多,而正式組織和非正式人脈便是其背后所倚靠的“譜”,指向了“家國同構”的文化傳統。借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老師在一次公開演講中使用的“趵突泉”的比喻,從“本源”所流出來的一個“整體”便是“譜”或譜系。“流”是繁衍、衍生之意,比如以祖先為本源可繁衍出血緣譜系,以位高者為本源可衍生出科層譜系。長輩和基層干部正好分屬這兩種譜系,故而“譜系”是一種空間本質。

若要理解行動者眼中的“譜”,研究者不妨反思學術思想本身,它與行動者的生活世界呈現類似的“譜”狀結構。正如美國文化社會學家亞歷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對“經典文本的中心地位”的強調,社會學需要不斷“認祖歸宗”,回溯自己的“根本源頭”即經典大師們的理論。對中國社會學來說,費孝通先生等人居于“源頭”。當筆者和學生從曲阜的基層干部口中聽到“無訟村莊”的提法時,便感到《鄉土中國》中的內容躍然于眼前;當筆者和學生在南京周邊兩次聽到被訪談者主動跟我們談起費孝通時,便感到過去的田野與當前的田野相遇。這幾次經歷都給我們帶來學術譜系與生活譜系不期而遇的驚喜。

從更宏觀、抽象的意義上說,“譜”便是處在流變之中的“存在巨流”,但流變不易察覺。只有以不同的“譜”或“流”的交互點作為參照展開反思,變化才能得到凸顯。雖然生活與學術之“流”的碰撞被局限在調研現場這個短暫的“空間”或“情境”中,其引發的反思卻可以超越此時此境。這種碰撞所產生的“文化沖擊”(culture shock)可以激發研究者對世道人心層層深入的理解,訴諸田野之外更深的文本功夫(textwork)。比如,學生們一開始很難理解曲阜當地人對婆媳關系的重視,尤其是基層司法工作者和調解員直接將婆媳和睦視為“溯源治理”的源頭。后來我們留意到,當地人以“和為貴”來詮釋這種看法,卻不以“孝道”來詮釋。“和”與“孝”同屬儒家傳統,為何人們選擇了前者?我們訴諸文本尋找啟迪。記得費孝通先生曾說,中國人的社會關系是私人關系的累加,那么何種私人關系更易累加呢?基于“孝道”的父子關系受家庭局限,相比之下,婆、媳各有其娘家人,而娘家人又有娘家人,可以在家庭之外不斷累加,甚至涵蓋整個社會范圍。換言之,婆媳關系堪稱社會關系的“源頭”。但儒家傳統還在更深層面施加影響,筆者的好友老沈反問:“難道媳婦不一起外出打工嗎?”這提醒筆者注意到,幾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仍在延續,而妻子接替在外打工的丈夫守護著這個大家庭。進一步反思發現,家里的“頂梁柱”以在外打工的方式缺席大家庭,這關聯著社會變遷,即宏觀的社會環境的流變。

知行合一 施報相成

田野調查不可急功近利。研究者若居高臨下地尋求“標準答案”,往往難有實質性進展。社會學知識來自行動者向研究者“施惠”,而作為人之常情,研究者也要給予行動者回報。前述用水問題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哪怕只是聽行動者“訴訴苦”,對方心里也會“舒坦多了”。

對生活在充滿人情味的文化中的中國人來說,相互認識便是互惠的開始。從陌生到相識常用的技巧是,先給予陌生人一個家庭成員的稱呼,這意味著研究者在當地人的“譜”中找到一個自我定位,為進一步的互惠創造條件。

相識之后,相互增長見識是進一步的互惠。這次調研期間,某機構人員拿出一段古文讓我們念,里面有缺字,可能是從古碑上拓下來的。隨后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刻之山河,存之千古。”在儒家文化傳承千年的曲阜,各種碑刻隨處可見,但直到此刻才引起我們的反思,文化研究不可忽略文字這一文化載體。而文字又有多種呈現形式,如刻在碑上、印在書上、刷在墻上、貼在墻上、曬在網上,其更新成本和傳承時間也會有差異。顯然,更新慢、傳承久的文字,記錄的必定是當地人認為重要的事情。后來我們看到“幸福是奮斗出來的”這句話刻在了某村口的大牌坊上,推斷當地村民重視這句話,由此訪談得出很多精彩的故事。前述我們對“空間本質”的把握,也可視為行動者對我們在知識上的“施”。

相互知心則是更進一步的互惠。如某基層干部講到了“農民上樓集中居住后,為了種菜鏟掉綠化帶”的問題,這馬上引起筆者的共鳴:“收入有限,土地又流轉了,種點菜吃也情有可原。”干部的眼睛里當即流露出“我們農民被理解了”的目光,在訪談結束后主動邀請我們去他家,這是關系更加親密的標志。

農村社會學的研究者對中國人“內外有別”的行動邏輯已經作了相對深入的分析,這同樣適用于田野研究,進入譜系內獲得的知識與作為陌生的旁觀者獲得的知識不可同日而語。推動田野研究由“外”而“內”深入的動力在于互惠,由相識到相互“漲知識”再到相互知心,行動者與研究者的交換所附帶之“情”越來越濃,而“共情”的層次也越來越深??傮w而言,研究者所“報”總是小于行動者所“施”,唯有將此“施”升華為學理、記錄為文本,惠澤將來的學者和民眾,才算盡了“天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現象學社會學視角下的農村傳統公共文化空間與鄉村振興研究”(19BSH100)階段性成果)

 ?。ㄗ髡呦禆|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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