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正當防衛的三個維度

正當防衛是公民進行私力救濟的重要手段，它僅在緊急情況下針對不法侵害才被例外地允許。一般來說，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正當防衛的變遷能夠反映二者之間的結構關系及變化趨勢。對于正當防衛，可從以下三個維度進行解讀。

制度設計的底層邏輯

我國《刑法》第20條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對該法條可以從防衛行為本身合規性和排除防衛行為成立犯罪兩條路徑進行理解。

防衛行為合規性立足于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將第20條理解為行為規范，旨在引導和規范公民依法防衛。循此路徑，正當防衛不僅要求防衛人具有明確的“正對不正”的主觀意識，對“緊迫不法侵害”與“適當防衛”等客觀要件的理解也必須以積極行為價值為中心加以展開。這種解釋方法對鼓勵和指導公民合規防衛具有重要意義，但不能直接作為司法機關辦理正當防衛案件的指引。應該說，何種情況下行為合法，與何種情況下行為構成違法犯罪，是相互聯系但不可等同的兩個問題。防衛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判斷標準是罪刑法定原則下的犯罪成立要件，而不是行為“違反了正當防衛的規定”。

排除防衛行為成立犯罪則立足于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和法益保護機能，將《刑法》第20條理解為裁判規范，旨在規范和制約刑罰權。循此路徑，只有侵犯法益的行為才能認定為犯罪，而正當防衛徒具形式上的罪狀，非但沒有實質的法益侵害，反而保護了優越的法益，這正是正當防衛不構成犯罪的根本理由。由此，正當防衛可以淡化甚至無需防衛意識。只要防衛人客觀上保護了優越的法益并具備結果上的積極價值，便符合了刑法的目的，因此排除犯罪成立。相應的，對“緊迫不法侵害”與“適當防衛”等客觀要件的解釋要以法益保護為中心加以展開，不能對防衛人過于苛責。

兩條路徑既相互區別，又存在一定聯系。如果防衛行為完全合規，具備行為上的積極價值，那么客觀上便不存在危害行為，當然也不需要排除犯罪成立。相反，如果防衛行為不完全合規，客觀上存在危害行為，才需要在法益侵害層面判斷行為是否具有結果上的積極價值，進而阻卻犯罪成立?？梢?，在排除犯罪成立問題上，防衛行為只要具備行為上的積極價值或結果上的積極價值之一，便能得到肯定結論。這一點與肯定犯罪成立不同，肯定犯罪成立僅具有行為上的反價值還不夠，必須也具備結果上的反價值才行。

兩條路徑背后是不同的底層邏輯，它們在刑法規范的機能定位、適用社群、行為的正當化根據等方面存在明顯對立與分歧。但由于刑法規范既是行為規范，又是裁判規范，兼具人權保障、法益保護與行為規制三重機能，這兩套底層邏輯實際上融合為一體，使正當防衛成為具有內部緊張關系的對立統一體。

正當防衛的公眾期待

正當防衛的底層邏輯必須通過階段性刑事政策才能逐步現實化，而公眾期待對形成階段性刑事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梢哉f，將正當防衛底層邏輯轉化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社會規則，不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論證過程，而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過程。

近年來，隨著熱點防衛案件及影視作品的不斷出現，我國社會對正當防衛持續關注。從社會輿情看，防衛案件或影視作品所透射的“天理、國法、人情”之間的沖突容易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網絡媒體傳播下，這些焦點往往脫離具體案情被抽象討論，在不同社群之間引起對立觀點，而由對立產生的憤懣心理會進一步引流強化社群信息的封閉性。對于正當防衛的公眾期待，應區分不同社群進行把握。在傳播理論看來，社群的融合程度越高，公眾期待的內在對立性就越弱，反之亦然。根據有限尺寸效應，社群一旦形成公眾期待上的共識，則期待內容的穩定性會隨著社群規模增大呈指數級增長。

我國司法機關對正當防衛長期持比較嚴格的態度，人民群眾在感情上認為無罪的防衛案件有可能被認定有罪。在這一背景下，公眾普遍期待司法機關擴大正當防衛的成立范圍，放寬防衛合規的要求。對于公眾期待不能簡單否定或肯定，而應透過現象看本質，準確把握表達者的意旨。比如，雖然法諺“法無需向不法讓步”廣為流傳，但人們對這一命題的理解或許并不準確，論者有可能用意義代替事實，將事實剪裁拼接成一個不完整的敘事，通過賦予該“敘事”某種意義得到自己預設的結論，以滿足內心的樸素情感。盡管如此，公眾期待依然反映了人民群眾樸素的法感情，現階段刑事政策需充分尊重和滿足。

行動層面的可能共識

行動層面的可能共識是以行動為中心研究和處理正當防衛問題，它區別于理性層面的底層邏輯，也區別于感性層面的公眾期待，是兩者協同后形成的行動方案。

如前所述，正當防衛制度是存在內部緊張關系的對立統一體。如果擴大司法機關認定正當防衛的范圍，放松對防衛合規的要求，從個人微觀角度固然能鼓勵防衛從而保護法益，但放在社會宏觀角度有可能產生防衛權過度擴張的“合成型謬誤”，不利于行為規制。當降低了防衛人的責任與風險時，不法侵害人的責任和風險就提高了，反之亦然，必須在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在確定平衡點的過程中，公眾現階段的合理期待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抽象討論平衡點的選擇并無意義，必須將該問題置于特定時空才能得到答案。我國公眾現階段的期待是擴大司法機關認定正當防衛的范圍和放松對防衛合規的要求，這或許能夠說明在權利救濟領域民進國退。我們應將國家過度介入權利救濟，導致行為規制過強而法益保護弱化，作為當前主要矛盾加以解決。滿足公眾期待是正當防衛制度在現階段實現內在統一的關鍵。行動層面的可能共識需通過刑法解釋具體貫徹落實。刑法解釋塑造了人們對法條認知以及兩者互動的方式，公眾對刑法解釋的共同認識和感受決定了防衛實踐的發展或消亡，共識的形成有助于切實推動正當防衛的發展與完善。

一方面，我們要從裁判規范角度限制防衛行為入罪的可能性。適當淡化或放棄防衛意識的要求。將根據一般人經驗法則足以認定行為發生時存在持續性不法侵害的情形，納入緊迫不法侵害的認定范圍。對于防衛過當的判斷應以法益保護為中心，將手段過當與結果過當融為一體，只有在造成重傷、死亡等過當結果時（此時手段必然過當），才需要認定防衛過當。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從行為規范角度在普法工作中強調合規的重要性。鼓勵防衛人應盡量在事前具備明確的防衛意識、辨明不法侵害的緊迫性、選擇輕微的防衛手段、降低過當風險等，避免僅根據“法不應向不法讓步”的抽象觀念，便以意義替代事實進行違規防衛。上述兩方面主張貌似矛盾，但實際上是針對司法審判與普法工作兩個不同領域分別建構的正當防衛解釋，因而能夠協調正當防衛的內部緊張關系。

（張鵬  作者系北京物資學院法學院副教授）